1949年曾扩情拒绝逃往台湾,被捕后反问:我已出家,抓我作甚?

作者:admin   发布时间:2022-06-03 11:12   浏览:
正文

1949年末,解放军打进了四川,经过仔细地搜捕之后,在广汉一座深山古寺中,抓获了一名和尚,验明身份之后,准备将他带走。没想到和尚并没有惊慌,反而坦然地说道:

“我已拜某大和尚做了皈依弟子,早遁入空门,逃出三界外,不在五行中了,你们还抓我作甚?”

天真想法难逃牢狱生活

这名和尚名叫曾扩情,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,由于年纪比较大,被称为“扩大哥”。同时他也是蒋介石的心腹密使,排在复兴社十三太保首位,在国民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如此身份地位的人,居然说出如此“天真”的话,去抓他的解放军都感到十分可笑,问他:

“你哄骗谁?用这种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办法,来对付共产党,你是在演滑稽戏,还是思想真的幼稚?别说你这种出家才几天的假和尚,就是军统行动处长宋辉鹤,这种削发多年的真和尚,也都抓起来了。”

此时曾扩情才如梦初醒,后悔没有早点逃走。

在解放前夕,和曾扩情有着兄弟般情谊的胡宗南,到处找他找不到,便给了他儿子十二两黄金和一百块银元,让他找到他父亲,告诉他立刻前往凤凰山机场,一起随自己去台湾。

没想到当时曾扩情听信了一位朋友的谎言,说愿意为他给刘伯承写信求情,还拍着胸脯说绝无问题,才决定留在大陆。要是不离开胡宗南,自己肯定已经到了台湾。

像类似“天真”的事情,后来在他入狱之后还时有发生。

当时在重庆白公馆监狱,高级犯人住在楼上,待遇稍好于楼下。一些犯人很不服气,发牢骚说“官越大,罪越大,待遇越好”。管理人员解释说那些战犯的年龄都比较大,而且囚禁的时间肯定要比一般犯人要长,所以待遇条件要稍好些。

没想到曾扩情误解了管理人员的意思,以为住在楼下就能早一点释放,坚决不愿继续在楼上和高级犯人一起住,非要住到楼下,和一些小特务混在一起。

西南公安部撤销后,一般犯人被送到农场接受改造,曾扩情重新和高级犯人合并到一起。当时曾扩情十分气愤,自己白白在楼下受了那么长时间的苦,到头来还是一样。

曾扩情不但性格天真,而且胆子还特别小。有一次管理人员匆匆跑进来,对着牢房里的几个犯人喊道:“恭喜各位!恭喜各位!明后天就要送各位回去了!”

过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,向犯人道喜,就是通知他们要被处决的一种说法。一听这话,大家顿时脸色骤变,曾扩情更是跌坐在床铺上,两眼发直,口中喃喃不知在说些什么。

原本吵闹的牢房中,顿时一片寂静。突然屋里的一名小特务问,自己的罪比他们都小,应该没有自己吧?管理人员忙说没有他,没有他。小特务顿时一阵得意,嘴里还吹起了口哨。

和曾扩情在同一监舍的沈醉,忍不住冲着管理人员大喊,骂他太缺德了,既然知道明后天才处决他们,为什么不让他们过好这两天?

谁知管理人员哈哈大笑:“谁说要处决你们啦!我向你们道喜,是你们马上要大大改变待遇,集中学习。你们原来住过的地方已经粉刷一新,每人有一张小床,还有蚊帐、凉席,伙食也提高了。我刚才去看过,才来向你们道喜的。”

此时所长也走进了房间,小特务着急地对所长说,让自己也一同去吧。所长回答说他差得太远了,这次是集中武官少将以上、文官厅长以上,他不够这个条件。

突如其来的大反转,让大家顿时露出了笑容,大有重生之感,刚才还一脸得意的小特务,脑袋耷拉下来,再也不说话了。

等所长和管理人员走后,跌坐在床上的曾扩情,才慢慢坐了起来,铺上湿漉漉的,他的裤子也全湿了。

曾扩情这个人大大咧咧,不拘小节,而且从不与人为难。在改造所里,和大家的关系都比较融洽,被选为负责清洁的委员。

在一次劳动中,别人把铁锹碰坏了,曾扩情主动将铁锹修理好。这本来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,没想到管理人员因此表扬了他,让他内心感到不安。

曾扩情想到碰坏了铁锹的同学,可能会因此受到批评,关键那位同学平时还很照顾自己,这不成出卖了好朋友吗?后来了解到这是正常损耗,管理人员也没有批评那位同学,曾扩情反而更担心了。

他担心那位同学会改变对自己的看法,说自己是“假积极”,说不定还会找自己的茬,影响自己的进步和前途。

其实曾扩情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。直到大家后来依旧相处和睦,曾扩情一直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来。

曾经在蒋介石身边风云一时

1959年12月4日,对于曾扩情来说,是重生的日子,这一天他和杜聿明、王耀武等人,第一批得到特赦。随后第一批获得特赦的国民党战犯,被专车接到了西花厅。

当他们走进西花厅客厅时,周总理立刻起身迎了上去,一边打量着这些曾经的学生,一边依次握手问候。当走到曾扩情面前时,周总理的一声“曾扩情”,让他顿时泪流满面。

没想到分别34年,老师不但没有忘记自己的名字,还记得自己的长相。曾扩情抬起头,凝视了周总理许久,才说出了一句话:“周先生,我曾经跟您走过一段革命的路,后来我走错了路,成为一个罪恶深重的战犯,对不起你!”

“这不能全怪你们,要怪我对你们接近得太少,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。”周总理爽朗地一笑,丝毫没有责怪他的意思。

大家都听出来,周总理这句话是一语双关。当年蒋介石也是大家的老师,他是校长,如果要负责任,他的责任应该最大。

1924年,曾扩情正在北京朝阳学院法律系读书,在他的老师李大钊的推荐下,和同学胡宗南一同报考了黄埔军校。入学成绩公布之后,500多名学员中,共产党员蒋先云排名第一,无党无派的曾扩情排名第二。

有了李大钊的介绍,曾扩情当时和共产党人的关系甚好,还和蒋先云一同筹建了青年军人委员会。有一段时间曾扩情是政治部干事,直接受周总理的领导,受到周总理不少的教育和帮助,他也视周总理为恩师。

北伐战争开始后,曾扩情担任连党代表,直接在周总理的领导下东征。在攻打惠州时不幸负伤,由于作战勇敢,屡立战功,升任团党代表。

“中山舰事件”发生后,二十师政治部主任被迫解职,曾扩情接任主任一职。可不到半个月,二十师副师长就向蒋介石告发,说原政治部主任的秘书是共产党员,曾扩情接任后继续任用,有包庇的嫌疑。

曾扩情因此被撤去政治部主任一职。

其实这名秘书过去是共产党员,但早已经公开脱离,“中山舰事件”后,还坚决表示与共产党划清界限,曾扩情包庇一事,纯属无稽之谈。为了说明缘由,曾扩情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相当长的报告,表明了自己拥蒋的态度。

自此曾扩情和恩师李大钊、周总理背道而驰,转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。

至于曾扩情为何选择投奔蒋介石。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并没有政治立场,只是审时度势,选择了对自己前途最保险的一条路。另一个原因,是曾扩情在黄埔期间结了婚,成家之后他得养家,政治部主任对于他来说,不是革命理想,而是养家糊口的生计。

那一份带有辩白和效忠的报告,蒋介石收到三天后,立刻为他安排了新的工作。

当时黄埔军校中有两个组织,青年军人委员会和孙文主义学会。两个政治立场不同的组织,经常摩擦不断。蒋介石借机撤销了这两个组织,另建黄埔同学会,自己担任会长,并派曾扩情等人负责筹建。

这个组织名叫“同学会”,实则权力很大,负责黄埔同学的考察、任命和提升。在蒋先云的提议下,曾扩情被蒋介石任命为同学会秘书,从一定意义上看,曾扩情是黄埔同学会的实际管理人。

蒋介石自然也是全力支持曾扩情的工作,曾经说过“反对曾扩情就等于反对我”诸如此类的话。

当然曾扩情也没有辜负蒋介石的信任,他利用自己秘书的身份,为蒋介石招揽了不少曾经是共产党员的黄埔同学,或曾经反对蒋介石的黄埔同学,为蒋介石所用。在黄埔同学会任职期间,曾扩情风云一时,成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。

除了为蒋介石招揽黄埔同学,曾扩情还积极为蒋介石统一全国奔走呼号。他大肆宣传只有蒋介石领导全国才有出路,同时还亲自出马,帮助蒋介石分化瓦解地方军阀。

尽管如此,曾扩情在国民党内的官运,并不像同期的杜聿明等人亨通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,是曾扩情多次惹怒蒋介石,令蒋介石对他从信任转变为不满意。

被蒋介石打入“冷宫”

1928年,曾扩情作为蒋介石的特派员,前往四川与当地军阀联系。在四川,曾扩情受到盛情款待,不但被刘湘等人视为贵宾,所到之处,还发动当地军民热烈欢迎,整日莺歌燕舞。

当时逃到四川的吴佩孚,还亲自写了一副对联送给曾扩情,令曾扩情大为惊喜。他一直都钦佩这位北洋军阀,如今得到了吴佩孚的墨宝,更是觉得此次四川之行来得值。

第一次去四川,曾扩情也没想到能有如此大的收获。除了几万块白花花的银元,四川特产更是数不胜数,光是川绣被面就有100多条,被一家小报戏称他为“绣花被面特派员”。

1933年曾扩情再次去四川,奉命加委刘湘为“四川剿匪总司令”。刘湘特意安排范绍增负责接待。作为吃喝玩乐的能手,范绍增把曾扩情招呼得服服帖帖,甚至产生了“乐不思宁(南京)”的想法。

刘湘趁机电呈蒋介石,保荐曾扩情担任川军教导师师长,想利用曾扩情要些武器装备。蒋介石看过电报后大为震怒,自己的学生居然要别人向他保荐,不仅是给他丢脸,还是学生背叛自己的行为。

蒋介石立刻急召曾扩情回南京,大骂了一通,自此曾扩情的官运便每况愈下。

1935年曾扩情被调往北平军分会,担任政训处处长,何应钦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何梅协定》,令曾扩情大为不满,责问何应钦。何应钦反驳说,如果没有蒋介石的授意,他哪敢签字。

《何梅协定》签订后,按照协定内容,曾扩情等人被罢免,军分会政训处解散,复兴社等秘密机关被取缔。后来日本浪人还不断骚扰曾扩情的住处,曾扩情不得不悄悄离开了北平。

“西安事变”发生后,曾扩情希望派重兵包围西安,把蒋介石救出来,何应钦已经在南京积极准备。张学良找到曾扩情,把自己的初衷和盘托出,希望他出来做个广播讲话,把事变的原委公之于众。

曾扩情同意张学良的想法,从个人角度发表了一篇《拥护张、杨联共抗日,劝蒋校长接受合作条件》的讲话。蒋介石则不理解曾扩情的爱国之心,反而说他的讲话是为共产党张目。

曾扩情回到南京一下飞机,戴笠就带人给他戴上了手铐,把他抓进了军统监狱。如果不是胡宗南和十几个人联名向蒋介石求情,恐怕曾扩情早被蒋介石处决了。

虽然得不到蒋介石的器重,但曾扩情在国民党中还是占据着一定的地位,从上到下的关系都不错,受人尊敬。否则胡宗南在逃跑前夕,也不会着急寻找他的下落,带着他一起去台湾。

经过十年的改造,曾扩情“爱捡芝麻丢西瓜”的性格并没有改变多少。1959年特赦之后,按照规定,曾扩情本可以留在北京,但他在沈阳的儿子来信,说沈阳已经安排好了,留在北京则要从头开始。因此曾扩情决定到儿子那里。

曾扩情无论如何也没想到,留在北京的人,在政治待遇上比到地方的好多了。杜聿明、宋希濂等人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,曾扩情再次傻眼了,后悔莫及。

好在后来他和李仙洲也都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。

1983年6月,曾扩情随辽宁省代表团,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。会议期间,全国政协的一些委员、前黄埔军校的同学们,都来探望他们的“老大哥”。他们一起回忆往事,希望能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。

当时年近九旬的李仙洲也来探望,刚一见面,李仙洲就风趣地向曾扩情立正敬礼。谈话中,李仙洲告诉曾扩情一件事,1961年周总理出访归来,举行招待宴会,周总理点名邀请李仙洲和曾扩情出席。

当时李仙洲问周总理,为什么要邀请他们俩参加这样隆重的宴会?周总理回答说,他们俩是黄埔一期学生中最年长的两位。

遗憾的是曾扩情当时身居辽宁,距离北京较远,未能参加这次盛会。但周总理对自己的这份情谊,曾扩情永远地铭记在心里。

政协会议结束后,曾扩情受邀参观中南海毛泽东故居,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进中南海。站在颐年堂前,曾扩情凝视着毛主席、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油画,心中久久难以平静。

回到辽宁不到半年,曾扩情在女儿家中溘然长逝。当地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,中共辽宁省委统战部部长章岩致悼词:

“……曾扩情先生一生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,但是在他的后半生终于走上了光明大道,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。他的爱国行动,是值得称赞和怀念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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